《完美的和諧》一書的作者羅杰．卡萊斯說：“我們欠缺的不是科技，也不是空間，我們真正欠缺的，是對動物的關心和憐憫”。
一、何為動物福利
動物福利通常被定義為一種康樂狀態(tài)，在此狀態(tài)下，動物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而痛苦被減至最小。這是人們基于動物的實際需要作出的考慮，也是基于人應該關心動物生命的倫理要求作出的判斷。
通常，人們認為，其福利應該引起我們的關注的動物應該包括幾大類與人類關系極為密切的動物，比如家畜、伴侶動物（包括寵物）、圈禁動物（受人類影響的野生動物，如動物園動物等）、役用動物、用于體育等娛樂的動物、實驗動物，等等。這些動物的生活品質取決于人們對牠們的態(tài)度和照顧程度。因而，動物福利對于這些動物來說是關乎生命需要和苦樂健康的事情。
動物與人一樣具有感覺能力，能夠感受到生之喜樂和死之恐懼。動物跟我們不一樣的是，牠們無法用復雜的人類語言與我們溝通。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我們對其他動物擁有某種責任。當然，這里主要談的是，我們對于那些其生存狀況與人類活動直接相關的動物（由人飼養(yǎng)、控制以及受到人的影響的動物）擁有直接義務；我們必須關心和照顧牠們的生活，滿足其基本需要。
二、目的何在
眾所周知，善待實驗動物有利于實驗結果的準確性，且認為這是動物福利的唯一目的所在。其實，動物福利最應被關注的領域在家養(yǎng)動物，動物福利的改善將有利于提高豬和雞等飼養(yǎng)業(yè)的生產效益和肉品質量。比如，僅以動物運輸為例，研究表明，動物運輸過程中的各類強刺激會對動物特別是對那些不習慣與人接觸的動物造成極大的傷害，外界的脅迫因素也會增加動物在運輸中傳染病的易感性，而保持運輸前動物圈舍良好的衛(wèi)生條件則可以減少動物運輸中傳染病的交叉感染。選擇最合適動物的運輸方式可以減少脅迫刺激，縮短運輸路程則明顯有利于動物的健康。這些無疑都不僅有利于動物的基本利益，也有利于提高效益和滿足人對肉品安全的追求。動物福利的推廣和相關立法的制定將有利于中國動物產品和肉品衛(wèi)生質量的提高。在動物養(yǎng)育、運輸和屠宰各個環(huán)節(jié)注意動物福利不僅會使中國出口肉類增加，同時也將使得我國消費者從改善動物福利狀況中獲益。這些好處當然是不容否定的。
但是，如果把動物福利僅僅理解為一套對人有益處的標準和措施，一種僅僅為了人的好處而設立的制度，我們對動物福利的理解恐怕就是狹隘的，要真正實現動物福利也是很困難的。換句話說，我們必須從倫理學的角度去認識動物福利問題。
三、動物福利與我們對動物的道德責任
盡管有一些人認為，動物福利是一門不帶感情色彩的科學；對動物福利的研究以及動物福利標準的設立都必須建立在科學方法的基礎上，而不是只憑感覺或直覺。這樣才會帶來動物福利的真正改善，而不是想象的改善。但是，實際上，如果沒有倫理上的考慮，動物福利這一門學科就不可能建立，更不可能獲得突飛猛進的進展。1995年，最早設立動物福利課程的愛丁堡大學為執(zhí)業(yè)獸醫(yī)師開設動物福利學、倫理學和法學等研究生課程。這表明在關系到動物的行業(yè)里，僅僅開設動物福利技術課程遠遠不夠，還要有基于同情的倫理學支持。
關涉到某些動物使用和動物福利的話題，多半都需要通過社會的倫理討論才能獲得理性認知。特別是在實用倫理學領域里，人類與動物的利益相互沖突時，比如集約化畜牧業(yè)、動物實驗、基因工程等等問題，都需要根據倫理學和合理的現實需要加以考慮。這可以促進對人與動物關系的理解和對相關倫理原則的理解。這些討論及其結果也將對動物所受待遇產生深遠的影響。倫理學是關于道德以及人與人關系的古老學問?，F在，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關系都被納入到倫理學研究的范疇，因而出現環(huán)境倫理、生命倫理和動物倫理等學科。在判定動物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和判斷動物應當被如何使用的問題上，毫無疑問，倫理學思考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人與動物的關系以及人對動物的道德責任，正是動物倫理所關心的問題。人與動物之間這樣一種生命上的聯(lián)系，這樣一種感同身受的同情和道德想象力，令人意識到自己對于動物的道德責任，并且產生對于動物福利的深切關注。
四、動物福利立法
現代社會中人與動物關系的變化，要求人們作出新的回應。系統(tǒng)的動物福利立法的出現就是這種回應的一個部分。從世界上第一部反虐待動物法案于1822年在英國產生到今天，世界上多數國家和地區(qū)都已經制定了法律來保障動物的基本福利，禁止虐待和無故傷害動物。最近，德國國會還通過了一項憲法決議，來保障動物作為生命存在的權利。這是世界上第一個把動物權利寫進憲法決議的國家?？梢哉f，這是人與動物關系史上劃時代的大事件。這些法律成果都直接源于一百多年來人類在道德、倫理方面的思考和進步，表達的是人對其他物種和生命的善意。
在有的國家和地區(qū)，動物福利法是一部綜合的法律，像一些亞洲國家就是這樣。而在有些國家，動物福立法是一系列法律，包括禁止虐待動物法案、保護動物法案和各種行業(yè)法規(guī)條例等，比如牲畜管理法，動物運輸法、實驗動物法案等等。
歐美大部分國家在19世紀就基本完成了防止虐待動物法的立法。20世紀，是動物福利法立法活躍的時期，二戰(zhàn)以后，這些國家又根據社會變化和需求，陸續(xù)制定了動物保護法和相應的管理條例和法規(guī)。比如，瑞典就在原有動物保護法律的基礎上，于1997年制定了強制執(zhí)行的“牲畜權利法”。這部旨在改善動物福利的法律規(guī)定，不能用過于擁擠和窄小的籠舍養(yǎng)雞，在夏季必須把牛放出去吃草，豬舍要有稻草以便豬只休息。這些規(guī)定都是針對機械化密集養(yǎng)殖導致的嚴重貶損動物生命的情況而設立的。
在國內法之外，還有一些國際性動物保護公約。這些公約對各締約國也有相當大的約束作用。比如1976年通過的《保護農畜歐洲公約》，1979年制定的《保護屠宰用動物歐洲公約》等。后者規(guī)定“各締約國應保證屠房的建造設計和設備及其操作符合本公約的規(guī)定，使動物免受不必要的刺激和痛苦”。締約各國的法規(guī)必須與國際公約相配。這也對歐洲國家的動物福利立法有相當大的促進。一般來說，歐美發(fā)達國家較早開始注重動物福利立法，并能夠因應時代變化，在法律上作相應的調整。
東方國家的情況各不相同。本來，東方各國都有自己深厚的文化傳統(tǒng)，調節(jié)社會生活也各有自己的一套律法和習慣。在對待動物的事情上，更是借由習慣或者宗教文化傳統(tǒng)來節(jié)制和處理。但是在社會轉型過程中，傳統(tǒng)文化資源逐漸喪失了影響力，甚至被毀棄遺忘，而普遍采用了西方現代法律體系來管理社會、約束人群。這是社會成本最小的現代管理方式。在社會轉型過程中，亞洲各國的法制現代化程度差別較大，這種情形直接影響到動物福利立法。大體上說，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日本等國和我國香港、臺灣地區(qū)都在上個世紀完成了動物福利立法。而在同一時期，中國大陸雖然也確立了依法治國的目標，但在這方面卻一直處于相當滯后的狀態(tài)。
五、推行動物福利在中國的意義
在傳統(tǒng)社會，人們飼養(yǎng)家畜的數量有限，動物多以散養(yǎng)或者半散養(yǎng)方式放養(yǎng)，長途運輸動物的情況較為少見，屠宰也不是批量進行的，因而較少產生大規(guī)模虐待動物的情況。甚至，在中國鄉(xiāng)下，人畜共居的情況相當普遍，人與家養(yǎng)動物有比較親密的關系。但是，隨著人口在近幾十年的急劇增加和機械化大規(guī)模飼養(yǎng)業(yè)的興起，情況發(fā)生了很大變化。
現在，中國的肉食動物飼養(yǎng)業(yè)正在以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速度發(fā)展。保守的估計，中國全年生豬出欄量已達6億頭。根據中國肉品協(xié)會公布的數字，2003年我國肉類產量已達6932萬噸，肉品品種達300多種，其中豬肉4518萬噸，牛肉630萬噸，羊肉357萬噸，禽肉1312萬噸。我國肉類生產占全世界總產量的27%，居世界第一，其中豬肉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47%，同樣位居世界第一，牛肉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9%，居世界第三位，羊肉占世界總產量的26%，也位居世界第一，禽肉占世界總產量的17%，居世界第二位。中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肉類生產大國。但在這個過程中，作為食物被批量生產出來的各類動物的生存狀態(tài)卻急劇惡化了，飼養(yǎng)者與家養(yǎng)動物的關系也逐漸疏遠。隨著農場動物變?yōu)?ldquo;大宗商品”和“產肉機”，忽視動物生命需要和基本利益、甚至虐待動物的行為也大大增加了。
近年，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在中國、韓國和越南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向人們提問他們對待動物的觀點。三個國家的至少90%被提問的公眾都認為“我們對盡可能減少動物的苦難付有道德的責任”。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有，大家都希望立法來保護動物：77%的中國人和韓國人以及90%的越南公眾都認為“法律應該規(guī)定，動物遭受的苦難應該盡可能減少”。一些研究者認為，三個國家的被訪者在調查中表現出的對動物保護的道德責任感和英國民眾沒有多大的不同。這說明，在這些國家，為動物立法的民意和時機已經成熟。按照倫理原則關心動物福利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符合國民要求的趨勢。
總之，動物保護法律將促進社會的道德覺醒，改變忽視動物基本利益的狀態(tài)，同時也會促進社會文明，創(chuàng)造穩(wěn)定協(xié)調的和諧社會。我們期待一個既考慮動物福利同時也考慮社會合理要求的理性時代的到來。
